编者按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理论家苏国勋先生因病抢救无效，于年2月1日9时10医院逝世，享年79岁。
苏国勋先生年2月生于北京市，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理论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先后兼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苏国勋先生一生品格高洁、教养深厚、学术精湛、德艺双馨、诲人不倦。他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的第一代社会理论家，对中国社会学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苏先生长期关心支持包括《社会学研究》在内的社会学专业期刊的发展。《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全体同仁对先生仙逝致以深切哀悼与缅怀，特推出先生在本刊发表的部分文章，以兹纪念。
今天，我们向读者推送苏先生在本刊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韦伯关于中国文化论述的再思考》，本文系苏先生发表于年的《马克思·韦伯：基于中国语境的再研究》的续篇。前文涉及新儒学与韦伯的对话，本文呈现的是对韦伯有关道家的论述以及由此涉及对他的中国观的质疑。苏国勋先生治学的澎湃激情和博学慎思将永远激励学人前行。
韦伯关于中国文化论述的再思考
《社会学研究》年第4期
苏国勋
文
本文针对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一书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的得失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管见，指出由于时代的局限，韦伯像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欧洲思想家一样具有“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倾向，这导致他在论述包括中国宗教在内的东方宗教时显露出极高的睿智和洞见，同时也含有许多曲解和误读。譬如，他判定道教是“纯粹的非理性”，进而把包括儒释道三家学说在内的东方宗教界定为“神秘主义”类型，并与西方的“禁欲主义”宗教—文化类型对列成犄角之势，构成了韦伯视野中的东西方文化—历史比较研究的基本格局。文章认为韦伯对中国文化的这些见解既和他的比较研究的理想类型有关，也与他思想深处源于古希腊的理性哲学和中古希伯来的信仰意识所奠定的欧洲文化统一性具有深刻的联系。
一、巫术、神秘主义是所有宗教的构成要素
韦伯对中国文化—历史的理解可谓瑕瑜互见，既有许多真知灼见和发人深省之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曲解和误读。譬如他将中国文化的总体性质判断为“理性地适应世界”，而把西方文化的性质界定为“理性地支配世界”（韦伯，b：），就是在长时段中对中西文化的整体特征做画龙点睛式的概括，表现出极高的睿智和深刻的洞见。但毋庸讳言，他对中国文化某些细节的认识上也存在许多重大缺失，这里摘引几条：“一般而言，在中国，古来的种种经验知识与技术的理性化，都朝向一个巫术的世界图像发展……的确是有一种巫术性的‘理性’科学的上层结构，涵盖了早期简单的经验知识（其踪迹到处可见），并且在技术上有着不小的才华，正如各种‘发明’所可证实的。这个上层结构是由时测法、时占术、堪舆术、占候术、史书编年、伦理学、医药学，以及在占卜术制约下的古典治国术所共同构成”（韦伯，b：、）。“中国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和宇宙创成说，将世界转变成一个巫术的乐园。每一个中国的神话故事都透露出非理性的巫术是多么的受欢迎。粗野而不谈动机的神祗从天而降、穿梭于世界而无所不能;只有对路的咒术才奈何得了它们。准此，解答奇迹的伦理理性是绝对没有的”（韦伯，b：)。“在异端教说（道教）的巫术乐园里，具有近代西方特色的那种理性经济与工技，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自然科学知识的付之阙如，是由于以下这些根本的力量（部分是因，部分是果）所造成的：占日师、地理师、水占师与占候师的势力，以及对于世界的一种粗略的、深奥的天人合一观。此外，道教所关心的是（官职制的）俸禄化——巫术传统的支柱——下的所得机会。不过，这个巫术的乐园之得以维持住，是因为儒教伦理本就有与其亲和的倾向”（韦伯，b：）。“就其作用而言，道教在本质上甚至比正统的儒教更加传统主义。观其倾向巫术的救赎技巧、或其巫师，即可知别无其他可以期望的。为了整个经济上的打算，使得这些巫师将